执法公开包括执法主体、执法依据、执法事项、执法过程、执法裁量基准、执法结果的公开，以及应当让公众周知的在执法中获得的当事人违法信息的公开等。
[22]《王汉斌访谈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79、80页。自八二宪法颁布以来，在保持现有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格局不变的前提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人大内部特设机构）来监督宪法实施的思路受到大多数学者的肯认。
这种现实问题导向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肯定，成为学界的主流学说。当然，受制于中国的政治和法治现实，单纯的逻辑分析和宪法条文释义不足以解释和解决现实中出现的宪法问题，引人其他学科的知识特别是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来强化宪法论证也是必需的。为此，主流政治观念旗帜鲜明地主张坚决不搞三权分立，其中包含着反对由司法机关来审查法律合宪性的观点。[16]而且，近年来的基本权利理论研究已经开始将基本权利的保障理念渗透至国家机构和各种公法制度中进行研究，进而试图构建以基本权利为轴心的宪法学。（四）从确认改革到规范改革 回顾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进行探索改进。
毛泽东就认为宪法是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以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尚未作出过具有法律效力的宪法解释或宪法判断。此外，从事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等互联网信息服务的ICP在申请经营许可或者履行备案手续前，应当依法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31)需要注意的是，实际上早在1998年的《关于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业务实行经营许可证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就已规定对电信与信息服务市场实行必要的经营许可制度。但是，当面临生存困境(吊销证照的威胁)时，ICP将毫不犹豫地选择与政府合作，并对用户言论进行过度审查。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不仅严重侵犯了网络用户的言论自由，而且从长远来看也不可能达到政府所期望的目标。因此，ICP对用户言论法律责任的问题绝不是一个细枝末节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一个影响深远的表达自由话题。
二为德国式的过错责任原则模式。王胜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85～186页。
(40) 事实上，上述规定甚至可以说得到了全国人大的认同。(57)Gary King, Jennifer Pan, Margaret E. Roberts, supra note(17). (58)2011年12月通过、2012年3月15日开始施行的《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秩序若干规定》第13条确实规定了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无正当理由擅自修改或者删除用户上载信息……，但是在相关罚则中关于本条却并未规定被侵权人的救济权利，例如要求恢复信息、损害赔偿等，而只是规定了由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处以警告，可以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向社会公告。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以下简称《电信条例》)(2002年)第7条也规定：国家对电信业务经营按照电信业务分类，实行许可制度。首先，根据我国法规、规章的规定，ICP需向主管部门备案或申请许可方能开展业务。
同时，2012年《决定》毕竟并非经过正式的立法程序制定的法律，在规范性、严谨性上难免存在一定的欠缺，因此将其与《办法》相对照以进一步确定ICP的法律责任也仍然是具有一定意义的。(38)因此可以说，我国私法是否认ICP的全面审查义务的。这一区别并非只是修辞上的区别，它直接关系到我们下一步需要探讨的问题：ICP所应履行的注意义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二)过高的注意义务 对比2012年《决定》与《办法》第16条，可以发现在确定ICP的注意义务的具体内容上有两个关键词：发现和明显属于。(38)见前注④，张新宝等文。
(53)对微博特征的详细分析，可见陈道英：《微博言论自由之法律规制初探——从微博第一案谈开去》，载谢佑平主编：《司法评论(第四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页以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直接管控的效果更差，因此对ICP的依赖程度更高，而ICP对用户言论的过度审查也就更加严重。
同时，需要注意到，对于红旗标准曾有学者做出了如下分析，从文本上推断，国会意图建立较高的认识标准，仅有暗示潜在或可能的侵权的事实或者可能导致对侵权的怀疑的事实并不足够，必须有实际侵权行为存在，并且从这些事实或情况来看它很明显。袁雪石、陈怡：《〈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3款研究》，载《电子知识产权》2012年第2期。
(18)同时，鲍克因认为，附属审查的后果不仅仅是用户的言论面临过度审查，而且互联网的创新性也将遭受到极大的挫折。周强：《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载《互联网法律通讯》2011年第3期。《办法》中涉及ICP对用户言论所应承担法律责任的条款为第13、16条。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及互联网管理案件立案审查工作的通知》。笔者认为在此意义下，明显属于标准在确立ICP的注意义务上是一种较为恰当的标准。(33)(2)ICP非通过全面审查机制而发现存在被禁止信息。
(4)通过互联网络在新加坡销售的联机报纸，由SBA通知其注册者。事实上，在一个24小时的周期内，每个审查人员平均需要审查300万个帖子，并一天工作12小时，而在敏感时期则需24小时连续工作。
由此，ICP除了知道用户发表了被禁止言论和接到主管部门的通知后未履行删除、报告等法定义务的情形外，对于未尽到审查义务的用户被禁止言论也应承担法律责任。鲍克因将ICP对用户言论的这种审查称为附属审查(collateral censorship)。
考察我国的互联网立法规制历史即可发现，我国早期均是以法规、规章的形式对互联网进行规制的，因此2012年《决定》的相关规定也是在借鉴相关法规、规章的基础上制定的。(20)既然服务商在无须为用户言论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况下都具有将审查标准扩大化的倾向，那么在法律规定了ICP必须对用户言论承担严格责任的情况下，ICP就势必成为网络言论最为严格的审查者。
由于微博比以往的任何网络交流形式都更新更快、信息量更大，(53)因此，提供微博服务的ICP对用户言论的控制性可以说是所有的ICP中最低的。而对此，ICP至少可以：提供言论发布者的身份信息、提供被调查言论的资料、协助删除相关信息、协助惩罚言论发布者、对政府禁止访问的网站和敏感词汇进行过滤、对信息进行审查……换言之，政府管控网络言论如果借助ICP将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次，无论是BBS还是微博服务商，对于用户言论的控制性都并不比其他ICP更高。如上文所述，在侵犯公益的场合，ICP对用户言论的法律责任应较侵犯私权的场合更为宽松。
这一新的网络立法至少应该符合以下要求：(59)以保持互联网的开放性和信息的自由流动为前提，对其施加的限制只能是例外情况。例如《侵权责任法》第36条就并未对ICP和ISP进行区分对待。
因此，我们在明确明显属于标准的含义时应该在坚持理性人标准的方向上展开自己的探索。(34)如同下文中将要提到的，该知道有两种解释，即仅指明知和包括明知与应当知道。
就在这一年年底，CNNIC发表的《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首次记录了微博用户规模的下降。在这种情形下，被侵权的国家机关有可能向ICP发出通知。
前者包括ICP的工作人员明确承认、有关文件中有明确记载等。两厢衡量，各国一般对ICP采取的是过错责任原则。由于第3种情况下同样存在这一问题，所以本文将对此进行合并探讨。由此出发，对相关法规做一考察对于更好地理解2012年《决定》的相关规定将有一定的助益。
于是立法者从方便政府对网络言论管理的角度出发对提供这两种服务的ICP规定了更高的注意义务。这种做法势必造成侵害用户言论自由的后果。
它存在的唯一目的只是追求经济上的利益。因此笔者认为该条含义亟待明确。
下面笔者将对其分别进行探讨。然而，即使是与新加坡相比，我国对ICP规定的法律责任也仍然是过于严厉了。
